Tag: 19-12-2018(66nd)

人稱阿思的李思敏，予人陽光和正義感的印象。充滿活力的她，立志要秉承「正氣哥」莊永燦議員的遺志，全心服務位於油尖旺的大南區街坊。 不說不知，原來李思敏（街坊親切稱其為 「阿思」）自幼就在大南區長大，對該區有深厚的感情。她說： 「爸爸是很傳統的人，一身都充滿正義感，從小就教我唔好怕蝕底，要多幫人。所以我小學時就加入少年警訊，中一拿義工獎，一直在大南區做義工，幫助有需要的人。」 視燦哥為啟蒙師傅 2007年，莊永燦首次參選區議會選舉，20歲出頭的阿思積極參與其助選工作， 「那時我剛讀完IVE，認識了燦哥，開始時與燦哥不太熟悉，只是看他作為專業律師，人哋坐在辦公室每六秒六毫地賺錢，燦哥卻樂於落區服務市民，心裏感到敬佩，於是跟着他做義工。」 後來時間長了，阿思加深了對燦哥的了解，知道除了專業服務，燦哥在社區還做了大量工作。她舉例說，2014年本港發生佔中，油尖旺區也出現混亂， 「當時許多人都在觀望，燦哥卻敢做敢當，率先在油尖旺區議會提出動議，支持政府依法執法，恢復社會秩序，並提出法律的依據。」阿思深受感動，看到了一位敢於據理力爭、為民請命的區議員。 在燦哥貢獻社區的精神的影響下，一直跟着莊永燦在社區服務的阿思主動向燦哥表示自己希望 「付出更多」。結果她在燦哥推薦下，於今年初起擔任大南社會服務團總幹事一職，統籌該會的大小事務，如每週一次的量血壓服務、愛心派飯活動等。莊永燦早前因患癌逝世，阿思傷心不已，也更加堅定要在該區服務街坊，以繼承燦哥的工作。 爭取完善區內休憩設施 對於有兩萬多居民的大南社區，阿思瞭如指掌，知道社區的每條街道，認識區內許多街坊。她希望與街坊一起改善區內環境，創造更理想的生活環境。 事實上，大南區位處油尖旺與深水埗的交界處，至今仍然保留了不少傳統特色的事物。身處此區，很容易令人彷彿回到上世紀70、80年代的香港，可見該區常常被公眾和政府所忽略，以致發展相對緩慢。 阿思向《龍週》記者說： 「這一區有許多舊樓，大廈管理問題最為突出，大量 『三無』大廈缺乏管理，政府部門亦較少介入，使居民的生活環境欠佳。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包括聯絡小業主統一聘請管理公司 『聯廈聯管』，守望相助，互補不足，也包括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為小業主們提供更周全的服務。未來我們希望爭取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援，改善生活環境。」 阿思關注的另一個社區問題是關顧長者， 「大南區的休憩設施十分不足，只有兩個很小的休憩公園，長者缺乏晨運和正常社交活動的空間，我們希望向政府爭取提供更完善的休憩設施。」 阿思十年如一日服務大南區，深受街坊歡迎，在大南區開舖的施太說： 「我真心喜歡阿思這樣的年輕人，她能為社區帶來活力。」 自幼學洪拳 凌晨救阿婆 阿思看上去個子不高，但原來她自幼就學習洪拳。在她眼中，功夫不僅可以強身健體，更能修身養性， 「我哋學功夫，背後很重視道德修養，首先是尊師重道，其次是養生，然後是修行。修行是一種信仰，就是要有正義感。」 阿思憶述，有一天凌晨四時許，她正在睡夢中，隱約聽到有人喊「救命」，於是立即起床順着聲音找下樓，果然見到一位婆婆倒在馬路邊喊 「救命」。阿思立即將婆婆送往醫院。 「當時也沒想什麼，就是一種自然的反應，我想這就是正義感的驅使吧！」她說。

在一個週四的上午，位於彩虹邨金華樓地下的莫健榮議員辦事處門外，一個帶着近視眼鏡的年輕人正在向公公婆婆們派發當日的報紙，逐個送到老人家的手中，還不時地和他們寒暄幾句。 他就是工聯會派駐當區的社區幹事蘇嘉樂。經過一年多的踏踏實實的服務，當日在場的老人家已經差不多個個都認得他，親切地稱呼他 「蘇生」，不少人還能叫得出他的名字。 學長引薦 踏上服務社區道路 蘇嘉樂告訴《龍週》記者，他在大學四年級寫畢業論文那年，返回香港找了一份倉務員的工作，認識了同樣就讀過內地大學的師兄，並在師兄的引薦下加入工聯會，先在港島杏花邨做議員助理，去年2月來到黃大仙池彩區擔任社區幹事，為工聯會拓展社區服務。 在蘇嘉樂的眼中，做社區服務意味着事無鉅細什麼都要做， 「不要忽視一些細節，雖然不起眼，但是卻可能造成破壞。」比如地面不平坦就有可能讓人受傷，「小事可能影響大！」 幫助居民跟進和解決投訴是蘇嘉樂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對於居民的投訴，蘇嘉樂總是認真跟進，不時會透過電話、facebook等即時回饋進展， 「做社區工作講的就是壘石頭，通過每一個人，每一件事，讓大家對你慢慢態度改觀，增加信任，所以不能有一點點的馬虎。」 彩虹邨的紫薇樓和丹鳳樓是蘇嘉樂其中一個服務的社區，蘇嘉樂回憶說，他兩年前初到該區了解到，坐落在公屋的這2棟樓老人家所佔的比重較大，透過家訪發現很多老人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水電、家居問題需要維修。 「老人家本來就沒什麼錢，而這些小型的維修動輒要幾百元。」蘇嘉樂說， 「我自己是工會出身，我們工會有很多退休的職員懂得水電維修技術。」於是他在工會的協助下，組建了一支家居維修的義工服務隊伍，幫老人家排憂解難。他說： 「雖然這種維修很多時候都只要幾分鐘就搞定，但能夠幫到公公婆婆，看到他們開心的笑容，我自己也有小小的滿足感，更願意投入社區服務。」 ▲蘇嘉樂協調街坊更換LED光管 ▼蘇嘉樂設街站聆聽居民意見 協調解決街坊養狗問題 不知不覺，蘇嘉樂在彩虹邨的紫薇樓和丹鳳樓已經做了逾千次的家訪，幫助不少街坊解決難題，收穫了滿滿的滿足感。他跟《龍週》分享一個個案時說，丹鳳樓有一名住戶違規養了一隻狗，狗的體重過胖，不時會發出聲響，影響其他住戶，房屋署經常收到投訴，限期要求她放棄養狗。 蘇嘉樂通過家訪，跟女住戶的傾談中發現她有創傷後遺症，需要養狗來給她帶來精神上的安慰，於是跟房屋署協調。其間，女住戶也主動帶狗做運動、減肥，狗的重量下降，也沒有再發出聲響，最終解決了問題。 「就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個案，但是真的幫到人。」蘇嘉樂說，語調平靜中又帶着些許的滿足。 ▲蘇嘉樂更換區內去水渠蓋樣式 ▼蘇嘉樂與房署研究區內無障礙斜道的防滑 父母言傳身教 蘇嘉樂走上社區服務的道路其實並不偶然。他自小和父母住在觀塘的啟業邨， 「爸爸媽媽很喜歡幫人，爸爸有水電維修的技工牌照，不時會幫鄰居解決家中的水電維修問題，而且從不收錢。」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之下，他也產生了一顆服務社會的心。 從事地區服務工作，需要長時間扎根社區。蘇嘉樂坦言，他現在幾乎每天都要早出晚歸，對於這種常態化的生活， 「爸爸沒什麼，媽媽開始的時候不免會有怨言。」不過，媽媽慢慢也認同了兒子的選擇。為了表達對兒子的支持，蘇嘉樂的爸爸更參與到兒子組織的家居維修義工隊伍中。    

以前，浪跡天涯很瀟灑，稱為四海為家；現在，香港卻有一個尷尬情況，部分單身的基層人士，因劏房價格太高、或有家歸不得，索性「寄居」於通宵營業的快餐店或網吧，以這些經營「吃喝玩樂」的場所作「家」，過着晚上半流浪的生活。 「快餐店難民」坐着或扒着睡的感覺可不好受，還要限時限刻「遷入」「遷出」和遭人白眼，寄人籬下，與住天橋底相比，只是多了一個瓦遮頭和閉路電視監察的「安全感」，其實這寫照透視了社會的哀歌。 是貧富懸殊！亦反映了濫用公屋資源！這批「難民」其實部分是有正職的，在下班後，或在公共體育館梳洗後，便要靜待「潛規則」默許的「夜宿營業時間」，與其他同是天涯淪落人爭奪 「坐式床位」，再捱過冷氣直吹的八小時，冷暖自知，是甜夢還是噩耗根本沒人有興趣理睬，但只知道社會弱肉強食競爭下，起身了又等候新一天低薪工作的奴役。 他們受制於條件，能屈能伸，自力更生，值得尊重。但可悲的是，在一個已發展的繁華社會，福利保障理應健全，房屋資源卻未有留給真正需要的人，令到部分人不能或不願承擔昂貴租金，而無家可歸。可行的短期解決方法，包括檢視公屋資源是否有被濫用，並鼓勵公屋富戶遷出，以加快公屋單位輪轉，又或把空置工廈改成臨時房屋，臨時安置有需要人士。 朱家健：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

當筆者還是個大學生時，有長輩曾說： 「你應該讀多個教育文憑，將來疊定心水教書，有保障、安穩，人工高假又多！」，當時聽到這番話也覺得有點 「輕不着地」。教書，對老行尊來說當然羨煞旁人，但對我們這一代卻非如此，隨時更好像 「黑工」般無保障，並在毫無合約規管下任由校方亂搬龍門和剝削。 為何教師會如 「黑市勞工」？事關，筆者近日收到工會轉介的求助個案，並聯同他們召開記者招待會，該名老師即使有病在身，亦無阻其教學熱誠，而且在面試期間開誠布公，向校方申報病歷，該學校最終亦聘請他為該校的 「1年合約文憑教師」。 不過，事主由工作第一天已屢向校方索取合約，惟該校校長時常以 「唔得閒」、 「教職員無整好合約」為由諸多推搪，直到事主被解僱的一刻；該學校還以 「日薪代課」作結算薪酬，甚至拒絕在無合約的情況下支付1個月代通知金，並以 「7日生活津貼」作打發。 現時，不論教育局也好，以至整個勞動市場，存在許多漏洞，讓無良僱主乘機剝削員工應有的勞工保障，令僱員蒙受損失。筆者認為，教育局應以身作則，為一眾教師訂好完善的設施，確保教員的勞工權益；其中，局方應訂立相關規例讓校方在有效期內給予僱員制定合約，令他們得到應有的保障。同時，教育局亦實應檢討當中漏弊，並予以相關罰則以作阻嚇，以避免出現 「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徹底欺騙應徵的教師。 更重要的是，在今次的個案中，事主曾以校方「有出颱風停課」的薪水，這代表其職位並非逐日計算的 「日薪代課」，惟事主以這點作爭論時，教育局則以 「校本」為由而無權干涉別人支付薪酬的模式。誠然， 「校本」這個詞彙並非用作推卸責任的理由，令《教育則例》所列的規範形同虛設。筆者認為，教育局應重新檢視對學校採取無為的態度，令《教育則例》等有法可依，保障教育工作者的勞工益。 其實，教學這個工種並非如 「離地」長輩所言般「安定、福利多、假期長」，而且，教育並不是單一「教學」，正如韓愈《師說》中：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現今的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更為多元，與學子的關係更為緊密。如果，老師們本着熾熱的心教學，換來的卻是校方的無情摧殘，令他們熱情不再，長遠影響的只是我們的下一代，這又何苦呢？ 何啟明：立法會議員

蔡元培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不但是革命英雄，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從進士到革命家 從革命家到教育家 早年蔡元培接受傳統科舉教育，最後取得進士。後來他目睹滿清政治腐敗，無力抵禦外侮，便創立了光復會，從事革命活動。1905年光復會、興中會、華興會合組成同盟會，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出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5年6月，他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在法國倡辦勤工儉學，周恩來、鄧小平都是通過這個組織的幫助後，得以順利在法國留學。但蔡氏在中國近代史的最大成就，當推他在北京大學的興革。北京大學原名為 「京師大學堂」，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改革學校的不良風氣，採用「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1917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後來又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 「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使北大成為新文化的重鎮。五四運動時更竭力營救被捕學生，贏得各界的稱譽。1927年以後，蔡元培致力從事 「中央研究院」的籌辦工作，後來又出任該院院長。 在香港的最後歲月 1937年七七事變後，蔡元培前往香港養病，其間寄住在香港商務印書館臨時宿舍，後來其妻子周氏偕子女來港，便租住九龍柯士甸道156號。蔡氏居港期間，仍然心繫祖國，簽名領銜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發起的文化界宣言，呼籲國際聯盟制裁日本侵略，又為該會撰寫會歌。蔡氏在香港化名 「周子余」，平日深居簡出，偶然攜子女外出散步，更多的是在家閉門讀書。他基本上不出席公開活動，只是在1938年5月20日，應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和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的邀請，參加美術展覽會，並發表演說，指出： 「抗戰時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又有堅毅的意志」。本來他離港想前往昆明，可惜因生病未能成行。 旅港期間，蔡氏仍然關心和過問 「中央研究院」的業務。他在1938年2月主持在香港召開的院務會議，此後經常與中研院和各所領導人通信，討論工作內容，對於該院總幹事人選一事，尤多書信往還磋商。 1940年3月3日，蔡氏早上如廁時突感頭暈，失足摔倒。次日被送往養和醫院診治。醫生實行輸血救治，至5日早上不治。臨終前留下 「美學救國」、 「科學救國」遺言。蔡氏逝世後，於灣仔摩利臣山道的福祿壽殯儀館入殮，據香港《大公報》的報道： 「蔡公遺體七日下午入殮時，因福祿壽殯儀館地位仄小，故布置簡單，禮堂內供蔡公遺像，四周堆置各界致贈之花圈，四壁亦滿懸輓聯。蔡氏遺體，穿藍袍黑掛禮服，均以國產綢緞特製，頭戴呢帽。三時入殮，由蔡元培的兒子扶入棺內，上覆綉被，首部外露，上蓋玻璃」， 「蔡氏親屬等約三百人，均恭立於禮堂內，依次列隊至靈前行禮，並瞻仰遺容而退」。出殯當日送葬隊伍達5000人，全港學校商店都下半旗誌哀。靈車進入南華會體育場舉行公祭，參加公祭的學校及社團達1萬多人。隨後靈柩被送東華義莊暫存，同年安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