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壁堅:處理學童自殺行為刻不容緩

學童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他們處身於複雜的世代,訊息流轉迅速,不良的資訊隨處可見;他們亦需面對家人、朋輩、學業等壓力,稍為看不開,悲劇隨之發生,實在令人痛惜。 坊間經常忌諱談論自殺事件,認為如果顯著討論,會使一些邊緣人士因接觸相關的訊息,從而興起輕生的念頭。但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因為決定輕生的人,已經是非常絕望,絕非三言兩語就能改變他的心意;再者,有輕生念頭的人往往缺乏關心,如果能多給他們一點關懷,可能就會減少他們輕生的念頭,所以切忌諱疾忌醫。 不少國家或地區均有所謂「守門人」的制度。若從廣義來說,意思是接受相關訓練後,能懂得如何識別自殺行為,並對有自殺風險者做適當的回應或轉介的人。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相對成熟,不少機構均會舉辦有關的課程,培訓守門人,以識別潛在的自殺群體。倒過來說,香港在這方面的課程與培訓似乎不足,如果要更好地處理學童自殺問題,政府在這方面的培訓是否需要加強投入,並將之系統化? 筆者認為,教育局應與相關機構合作,提供課程讓老師進修相關的知識,以更好地識別及介入自殺行為。另一方面,要求每一間學校,除社工外,最少有一位教師接受守門人課程,務求將學童自殺行為減至最低。始終預防勝於治療,生命並無Take Two。 吳壁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童暉:60歲是中年還是老年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為長者綜援政策護航,一句 「60歲還是中年」,惹來議論紛紛。 有人興奮地說,如果60歲是中年,那麼三、四十歲也只是少年,青春延長了。但也有人認為,60歲怎麼也是晚年,就算人能活到120歲,也只是延長了晚年,因為到了60歲,各方面都已步入退化。 我較傾向60歲是中年的看法,或者起碼用今日的術語,稱為 「少老」。隨着醫療衛生和營養的改善,人們的壽命延長之餘,也可見由身體壯況到面容都更顯年輕。數十年前, 60歲的人已是形容枯槁,行將就木,但現在,多少登陸的人仍然神采飛揚、精力充沛?我也相信,很多年屆60的人,依然希望有自己的事業,這樣才可令精神有所寄託。 從另一個角度看,壽命延長了,就要預備更充裕的錢財作養老之用,故此,人們也確實需要延遲退休,供養自己。尤其是現時港人不願生育,老來就更要靠自己,不然的話,政府實在負擔不起。 問題是,香港的職場年齡歧視頗為嚴重,四、五十歲的人要找工作已遇到困難,更有不少公司都把退休年齡定為60歲。如果配套不足,一味勸說60歲的人繼續工作,可說是不切實際。 隨着人口老化,人口政策、福利政策都要相應調整,不過,當局也須按部就班,注意手法和時機,才會得到市民的支持。 童暉:學研社成員

黃江天:2001年的莊豐源案—影響深遠

1997年9月一對內地夫婦持雙程證來港探親期間誕下莊豐源後返回內地,莊則留港與祖父母同住。按當時的《入境條例》,莊豐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屬非法留港。祖父遂代孫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入境條例》違憲,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判決莊氏勝訴。 政府上訴,終審法院2001年7月20日作終審判決。法庭認為引起爭議的基本法條文,屬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毋須提請人大釋法。根據入境處提供的資料,由1997年至2001年間,共有1991名雙非兒童出世,無跡象顯示入境處被判敗訴後,會有大批內地人湧港。終院認為,案件不涉及中央管理的事,或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完全屬於特區管轄範圍內的事務,故毋須提請人大釋法。雖然1999年首次人大釋法所指的《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第4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實施〈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中。而《意見》指:該項中的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不包括持雙程證人士在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 不過終院認為,《意見》作為 「外來材料」(extrinsic materials)不符合法庭採用的證據規則,因為 它 是 在 《 基 本 法 》 頒 布 (1990 年 4 月 ) 之 後(post-enactment)才形成的,只是 「一種附帶提及的意見,並非釋法的一部分,對終院沒有約束力」在人大常委會沒有作出具約束力的解釋情況下,若法院斷定所用字句的含義清晰,外來資料便不能影響法院的解釋。只據《基本法》原文而非《意見》中的敘述判案。裁定立法原意為 「不論父母是誰,只要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都依基本法24條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並無歧義。 這樣,即正式宣告,在港出生的 「雙非嬰兒」擁有居港權。二年後SARS非典殺到,特區政府要求中央開放 「自由行」救港,結果造成大量內地孕婦 「自由」來港產子。從2001年至2011年間,獲得居港權的「雙非嬰兒」逾17萬人,造成香港社會資源分配等諸多問題,民情強烈反應。 吳嘉玲案是港人(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的身份問題;莊豐源案則是非港人(永久居民)在港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兩案均以特區政府敗訴終結。前者加插人大釋法以 「止蝕」,才沒有造成內地大量人口在短期內湧港的嚴重後果。後者則是終院判決打開了內地婦女 「自由」到港產子潮的 「缺口」,突破了原有的內地居民在港所生子女享有香港居留權的政策,一直影響至今。 雖然港澳《基本法》的24條的字眼幾乎一樣,而澳門第8/1999號法律也規定 「在澳門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出生的中國公民」需要 「在其出生時其父親或母親在澳門合法居住,或已取得澳門居留權」,方可取得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資格。但澳門卻至今仍未有類似的法律挑戰。故有評論認為, 「雙非問題」可以說是香港自食其果。是耶非耶?你話呢?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

吳志隆:台灣的命運特區的作為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在講話中展現出對國家(兩岸)統一這原則性問題的決心與意志,島內政治人物在此番發言後有多種意見... 誠如韓國瑜市長所言,這種決心與意志是「不容懷疑的」,於是擺在台灣領導人面前的,是該如何處理兩岸未來關係的命運選擇題。兩岸從1992年至今的26年間,交流與發展,無論是經濟合作、文化交流、民間互動等多方面,都已累積了一些基礎,台灣個別政治勢力企圖在「九二共識」中尋求模棱兩可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兩岸現狀雖不足以馬上進入統一議程,但至少不應仍停留在意識形態分歧的核心外圍。 消除意識形態的分歧,也就是習近平所言的 「心靈契合」是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關。倡議兩岸應該朝 「一國兩制」的方向進行政治協商,希望雙方主動突破意識形態的羈絆。在大陸的主動面前,台灣政治人物再視而不見已不符合歷史進程,但誰可以在島內為推動兩岸和平進程出一分力,這還要看台灣民間智慧是否清醒,能否找出合適的領導人來帶領寶島的命運。 「一國兩制」本為兩岸而設計,但歷史卻讓港澳先試先行,這使港澳在兩岸關係間又多了一重 「政制示範單位」的身份,如何落實 「一國兩制」,在「一國」基礎上讓「兩制」互惠互助,成為2300萬台胞是否願意走向統一心靈契合的重要指標。 吳志隆:民建聯社區幹事、 「就是敢言」 副主席

蔡梓銘:針灸秘技失傳.神話幾成絕響

習醫初期,我一直有個疑問,就是針刺同一個穴位,我與國醫大師有分別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從針灸這項秘技的各個角度拆解。但首先要排除的是現今某些中醫會採用的電針或穴位埋線,這些現代科學產物因為缺乏傳統中醫理論的支持,嚴格而言不隸屬中醫範疇,因此可以避而不談。 針刺的要點有三:入針的深淺、角度,以及進出針的手法。前兩項要點,取決於病症的具體狀況。譬如一個痛症,病人體質較虛,一般而言會深刺,反之則多淺刺,再視病情決定進針的角度。至於最後進出針的手法,在於一般市民即是醫師入針後左轉右轉,令你局部較酸軟的手法;但在中醫而言,這卻是不少中醫門派中的不傳之秘,甚至奠定了一個中醫師的療效。 假設以上各點我都模仿到位,我與國醫大師仍有距離嗎?想起以往拜師跟診,曾有一位長期失眠的中年女病人,最近一周徹夜難寐,昨夜大便時痔瘡破裂而便血之甚,狀甚可怖,當夜與其丈夫抱頭痛哭。次日晨便急診於老師,老師很淡定、很從容,很快施以寥寥數針。第二天再來診,病人就掛着滿臉笑容而來。原來她昨夜終能入寐,而且能正常排便,腹部也不甚脹了。要是當時是我遇上這急症,我敢斷定即使我和老師做的同樣治療,療效也不如他。原因在何?且看下回分解。 蔡梓銘:中醫師、香港中醫學會理事兼慈善基金會秘書長、世界中醫聯合會生殖醫學理事

何啟明:用4000元見證香港仍然不聰明

近日市民熱議 「關愛共享計劃」引申的問題, 4000元的魅力果然沒法擋。經過一年時間的準備,政府在上星期終於交代遞交申請的方法,並隨即提供表格予市民申請。 可惜的是,政府曾表示計劃的行政費達三億,但公開申請程序後,市民發現原來政府只接受紙本申請,不接收電子方法申請,而且需要市民影印身份證及提款卡(居住證明已經不用提交),實在惹來市民不滿。 如果計劃在五、六年前推行,市民的怨言確實不會太大;但在2019年的今天,隨着數碼化已經普及的今天,對象是65歲以下、較年輕的香港市民,仍然要他們用筆填表和郵寄,實在顯得太愚笨。在西方社會,例如在法國申請房屋保障金,雖然政府場所內仍有真人教導如何申請,但居民已經可以在電腦上完成整個過程;在國內,流動科技更為先進,政府的公務申請已可在政府場地內完成,甚至在手機上完成填表及支付,例如考核駕駛證、處理罰款等等,而且有根有據,系統有相應的處理單號及收據,因此市民可以在家中或路上已經處理,節省大量時間,政府亦能善用人手,不必將人手安排在重複的機械式檢查。 困難總比辦法多 等於為官避事 署理特首曾回應,因為建設電子系統需時18個月,為加快派錢的進度,因此用回老辦法。如果有使用智能手機的朋友都知道,一年半的時足以讓手機系統升級。誠然,面對三至四百萬個申請,系統需要承受極大壓力,在硬件上要有充足的準備,但這絕不是避而不做的原因。大家想想,在每年11月11日,某些網上平台已能在兩分鐘內處理二百億的成交額,一天處理二千六百億的成交,如此大量的資料已經有人和技術能妥善處理,用一年時間及三億元做預備,香港竟然得出郵寄申請這個原始方法,實在說不過去。如果4000計劃在國內推行,市民要做的只會是在手機網頁上填寫資料,然後透過手機拍攝身份證及提款卡作為證明,然後坐等4000元自動存入戶口。 筆者在立法會曾經斷言,香港的科技進步緩慢,問題不在香港人不掌握那些技術,問題在於技術投資大,同時原先的水平已經超過,因此效果進步細,官員面對反對派的批評將會難以應對,所以官員不敢貿然改革。另一方法,18個月的時間大部分用於招標及行政程序,並非程式編寫,所以數碼化並非技術上做不到,而是自己為自己設下難關。我們用4000元買到一個機會見到香港這方面的不足,之後我們要做的是要勇於面對這個問題,承認我們落後於世界,才能重新認識自己,才有改進的動力。 何啟明:立法會議員

吳壁堅:教師質素該如何把關(三)

上兩篇文章談及有關香港教師註冊制度及質素保證的問題,現希望談談筆者認為教育局所應擔當的角色。 正如早前所言,對於某人是否適合擔任教師,基本上是由大學把關,教育局並沒顯著的角色。尤其是教師是一項對人的事業,涉及教學、行政、訓輔、德育各方面的發展,教育局應否在此有主導角色,協調各大學與有關當局制訂有關教師質素的標準?另一方面,既然各大學在教授教育文憑課程時會有內容上的差異,教育局是否應該制訂更清晰的指引,規範各大學教育文憑的課程內容,務求所有準教師在投身教育界之前,會有相對一致的裝備? 更重要的一點,是教師的持續進修問題。現時教育局規定一名教師於三年內需有不少於150小時的進修時數(CPD),這在不同的專業範疇裏均有相應的規範。不過,每名教師相關時數的資料只需學校存檔,並不需上報教育局;而且,如果一名教師沒有完成150小時的持續進修的話,基本上沒有任何後果,可以如常維持教師註冊,頂多也只是被學校問話而已。 這與其他專業範疇不同,以執業律師為例,如果他並不能滿足CPD的條件,他的practice certificate 將 會 被 暫停,直至完成所需的CPD為止。筆者認為,教師行業也應向其他專業範疇看齊,尤其是教育理念與政策不斷地更新,若想教師行業也愈趨專業化,這種改變是必須的。 吳壁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童暉:古天樂救得了樂壇

影星古天樂歌藝未獲認同,卻獲得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獎,無疑是一種挖苦。有人說,古天樂拿了這個獎,是對樂壇的一種傷害,因為令真正默默耕耘的歌手錯失了獎項。一個不應該拿獎的人拿了獎,也令頒獎禮失去了公信力,破壞了樂壇的生態。 古天樂的回應是,準備搞一個新的音樂獎,如同台灣金曲獎,兼顧主流音樂與獨立音樂,並將注意力放在幕後音樂人身上,例如錄音師、混音師。這可說是一個好點子,起碼是經過研究,有針對性,不是有心人未必想得到這麼做。不過,如果樂壇繼續是一潭死水,缺乏士氣、沒有明星,頒獎禮所起到的作用畢竟有限。 筆者認為,如果要對樂壇有所貢獻,古天樂何妨再落力一點,搞搞新意思,積極練歌,再闖樂壇,讓人看到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其實古天樂從前確曾在樂壇闖過,只是中途退去。有人說他跳舞不濟,難免挫傷了他的信心。然而,王菲也不怎麼跳舞,只要勤練歌藝,建立自己的風格,或許可闖出一條路來。古天樂喜歡唱歌,也確有音樂作品,差的只是再加把勁。他已有名有利,若再圓歌壇夢想,不但可讓人看到他是名實相副的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也可成就一個激勵人心的傳奇。這樣,就真的可以壯大香港樂壇,乃至於救了香港樂壇。 童暉:學研社成員

黃江天:「解鈴還須繫鈴人」—終審法院的「澄清」

上期說到1999年1月29日, 終審法院就 「無證兒童」案的判決,引致 「人大釋法」。律政司司長在2月12日訪京帶回來的訊息顯示,中央政府認為終審法院的有關觀點是違憲的,須予糾正。 2月24日,特區政府希以特區自身的法制去解決這個憲政危機,行了一步高度爭議的險着,以動議書(notice of motion)的形式要求法院就其1月29日的判詞中涉及對人大行為的審查權的部分作出 「澄清」(clarification)。 特區政府並非要求重審、推翻或修改判決,亦沒有指稱由於程序方面或法庭命令而引致任何不公正的情況,或與訟雙方對判決有任何爭議。其要求法院作出澄清的唯一理由,是因為一些不熟悉普通法的庭外人士對判詞有誤解,且這部分內容涉及重大及影響深遠的憲制問題。 2月26日,終院經簡短聆訊後,就其在吳嘉玲案的判詞頒布補充判詞。 「澄清」的內容為: 「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來自《基本法》。《基本法》第158(1)條說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所行使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2)及158(3)條的授權。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說過:法院執行和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基本法》並受《基本法》的條文(包括上述條文)所約束。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需要以此為依歸。我等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終究1月29日判詞引發的所謂 「憲政危機」並非源於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或其他政治事件,而是源於終院在其判詞中提出的法律觀點,故此,這肯定不存在中央向特區司法機關施壓的問題,而只是中央與香港終院在法律觀點上的誤解或衝突問題。 「憲政危機」的中心,是判詞中有關香港法院就人大行為的審查權部分的法律論點。中央認為這些法律論點是錯誤和不能接受,因這些論點具重大的憲政問題,又涉及特區司法權力和全國性立法權力之間的關係。要化解或消除誤會,就需要 「解鈴還須繫鈴人」的 「澄清」。 人大釋法後,案件仍陸續有來。6月11日,終院在「劉港榕案」的裁決中,明確指出《基本法》是 「全國性法律(national law)」,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及《基本法》第158條有權解釋《基本法》,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是 「全面的權力」(general power),常委會根據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權力是源自《憲法》第67(4)條,而這項權力是 「全面而不受限制的」(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至此,釋法已透過此案成了香港案例,亦即是香港普通法的一部分了。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

朱家健:注意學童書包重量

近日到了學校區,看到學童上下課均背負沉重的書包,部分學童更要手持另一個盛載課本和水壺的布袋,可見除了功課壓力外,課本的重量可算是對學童的體力負荷百上加斤。以筆者所見,部分學童背負書包的姿勢不太正確,影響脊骨發育健康和步姿。 其實,校方和家長可以每人行一小步,減輕學童的書包重量。家長方面,可以為學童購買合適並具承托力的書包或有滑輪的手推車型「書包」,在上學前調整書包的索帶,並教曉學童背書包的正確姿勢,家長在上學途中也可先行代學童攜帶部分課本,以減輕書包的負荷。 校方方面,可以不定期在一些健康課堂邀請脊醫或物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士講解正確的背負重物、取物、蹲地拾物姿勢,校方也可為每名學童設置一個可放置較多書本的儲物櫃,校方在選定教材時,也可建議出版商以活頁方式印製單元教材及多以電子課本取代傳統教科書;此外,校方亦可盡量在編排課堂時,部分課堂以連續兩堂或三堂,老師可叮囑學生只攜帶有需要的課本,以減少每天學童每天攜帶不同學科課本的數量。 其實,學童對知識的汲取,並不取決於課本的數量,反而,一個適重量的書包亦有助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心境開朗輕鬆,學習自然事半功倍。 朱家健: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