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龍週》記者到深水埗荔枝角道一幢唐樓，探訪54歲來自惠州的阿英。她四年前移居香港，與丈夫同住在由唐樓單位改建而成的劏房。該單位拆出六間劏房，其中約100平方呎的一間由阿英以4200元承租，連同水電雜費每月繳交逾4500元。由於生活拮据，房內連電視機也沒有，阿英與丈夫在家中時只能在碌架床下層歇息。
老鼠曱甴在身邊竄過
阿英向《龍週》記者哭訴，雖然早前她和丈夫有領取關愛基金派發給「N無人士」的生活津貼近 9000元，但疫情後兩人生活更為困苦，丈夫失業只能轉打雜工，每月只有約一萬元收入，惟劏房開支已佔收入一半，疫情下又要花更多錢購買防疫等用品；而她亦患有糖尿病，要定期到明愛醫院治療，生活更捉襟見肘。
阿英直言，大廈梯間甚至房外的環境衞生均十分惡劣，垃圾不時堆積，更不時有老鼠、曱甴在她身邊竄過，惟她知道經濟不景，不理想的居住環境也只能默默承受。
阿英的遭遇只是眾多劏房戶的冰山一角。政府於2018曾發表劏房統計數據，顯示全港有9.7萬多個劏房，有20.9萬人居住在劏房內，當中以九龍區劏房單位最多，分布於油尖旺、深水埗及觀塘等舊區。
去年下半年本港爆發社會運動，今年年初又出現新冠肺炎疫情，對這些劏房戶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由於不少劏房住戶大多從事飲食、零售等行業，經濟不景對他們的影響首當其衝。根據仁愛堂社區中心早前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兩成半劏房一人住戶在疫情下失業，達三個月至半年；超過七成受訪者更認為疫情是直接導致其失業的原因。
但調查發現，劏房租金並沒有因經濟轉差而下調，有不少住戶的生活也因此隨即變得困難，要靠積蓄甚至借貸度日。
住在深水埗醫局街劏房的阿忠向《龍週》記者表示，自己原本做領隊，疫情下已「無工開」八個月。由於他申請單人公屋多時仍未能上樓，若短期內仍未找到工作，可能要退租劏房，到街上露宿。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主席梁永祥早前曾到多區視察。他亦承認，即使在疫情下，劏房的租金亦沒有下調，而且一些租戶並沒有簽署租約，業主與租戶的議價能力不對等，一些業主收租有「剝削性嫌疑」。
民建聯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泳舜也向《龍週》表示，民建聯過去曾進行探訪及調查，發現不少劏房戶沒有訂立租約，令租客議價能力大減，部份個案不定期加租，加租幅度偏高或短時間被通知不續租等。同時，該黨過去亦曾收到不少相關濫收水電費的投訴。
鄭泳舜表示，他曾要求有關部門及水電等機構正視濫收費及處理投訴，但欠缺成效。他認為最切實可行的改善方法，是落實劏房租務管制政策及修改相關條例，包括規範標準契約，修例訂明必須訂立租約，說明以實報實銷方式，收取住戶水費及電費，與及規管加租升幅等等，當局可在落實管制的同時，研究阻嚇性的罰則。
招國偉：公營房屋供應短缺 劏房問題惡化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指出，政府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於今年中已組成並開始舉行會議，當中成員來自於大學教授以及專業界別人士。除了要加快實施組管，他認為現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嚴重偏離了政府「三年上樓」的承諾，最新達至5.4年，或會持續上升。
招國偉相信，劏房現象的出現，與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公營房屋供應短缺不無關係；目前疫情下，衞生環境隱憂，加大了改善劏房問題的逼切性，因此政府必須在解決劏房問題的同時，增加過渡性房屋、出租公屋單位的供應也同樣須要關注。
龐智笙憂有代理 合謀迫遷劏房戶
觀塘區議會日前召開關注劏房居民權益工作小組。會議上提到，將就區內劏房戶現況進行深入研究，並於明年2月發表報告。該報告的研究內容將圍繞四大範疇，包括觀塘的劏房現況、租戶經濟狀態、在疫情下的劏房的環境以及住戶對住處改善的建議。
觀塘區區議員龐智笙接受《龍週》訪問時批評，現時政府未有對劏房問題作出任何規管，令劏房衍生各類問題，例如給予業主的電費補貼未有令劏房戶受惠、劏房消防設備不足、單位電器損壞租客需自行支付維修費等，均令低下層生活更為艱難。他希望研究報告可讓政府參考，促使當局加快實施租務管制。
龐智笙續指，部分劏房戶一年可能需要搬遷兩次，每次的搬遷費由幾千元至一萬元不等，質疑是否有同區地產代理和業主合謀，促使劏房戶被迫遷，使代理能從中獲得佣金。他表示，在其他區亦曾揭發類似地產代理合謀事件，希望團隊能針對這方面加以研究。
駱惠寧 探訪深水埗劏房戶
本港樓價持續高企，劏房問題早前亦引起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關注。在10月1日即國慶日兼中秋節，他親自落區，探訪了深水埗劏房戶徐天民了解情況。
徐天民於2013年由湖南來香港當廚師，其後升職任酒樓主管，本來生活不俗。惟去年修例風波期間，他因支持警察執法及清除路障，失去工作；之後又碰上疫情，只好在建築物地盤做散工，並租住劏房。
徐天民居住的劏房只有70平方呎，月租4500元，房內放有碌架床，本來與妻女同住。但因女兒找不到工作，妻子又體弱多病，早前徐天民已將妻女送回湖南老家生活，自己則「留在香港繼續捱」。說到中秋願望，他希望香港暴亂和疫情能早日過去，讓他可以
找到工作，把家人接回來，過回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