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執法拉人，律政提控舉證，法院審訊判刑，已是熟知的刑事司法程序。但近期忽然潮流興起「私人檢控」(private prosecution)，某些利益團體甚至還大登廣告，眾籌法律費用，用以「私人檢控」公職人員。
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該條明文保障檢控的獨立原則。檢控人員在決定是否檢控時，是以類似司法人員的身分行事，並非代表政府，而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私人檢控」由何而來呢?普通市民可以提出和進行私人檢控，這項權利源自早期的普通法。由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私人檢控是執行刑事法的主要途徑。普通法最初社會的罪行是指侵犯個人或家庭的行為，而不是侵犯國家的行為。故此，受害人或其親屬便會向官府告發犯罪者，即單方提出及進行檢控。英國普通法的另一歷史特色，就是認可一般平民亦有特權去維護公眾秩序並將犯罪者繩之於法。隨著時代推移，法庭和案件的增加，國王開始任命一些皇室檢察官，專責介入與君主有利害關係的案件。不過私人檢控依然保留，直至今日，英國的明文法規對此均仍予以認許。例如一些行車隧道的管理公司對違例駕駛者，地鐵根據附例對違規使用者所提出的檢控，都屬於私人檢控範疇。
普通市民若認為自己在某事件中蒙受不公，有權就違法行為提出私人檢控，這為申訴人提供另一訴訟途徑。即每一市民皆享有與律政司司長或任何其他人相同的權利，提出刑事檢控。這項權利被視稱為普通法下「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例如1998年，時任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便引用該權利，要求律政司檢控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指控沒有受理一項查詢資料的請求，在律政司作出不檢控決定後，她入稟法院，以私人傳票形式起訴社長姜恩柱，但高等法院裁定指控沒有事實根據，頒令撤銷其私人傳票，並需支付堂費。
所謂「私」，相對的就是「公」。現實上由於檢控及司法過程中所涉及的高昂成本，且缺乏政府公權部門所擁有的調查案件的人力、資源和特權，以及由無罪推定原則所延伸出來，對刑事證據須達到無合理疑點準則的要求，私人刑事檢控的難度相當高。
私人檢控若恰當行使，確是香港司法體系一個重要特點。但若被濫用，摻雜不正當的個人動機或其他動機，以作為打壓他人的工具，或被用來提出一些無理、欺壓甚或瑣屑無聊的檢控，作為守護社會公義的律政司司長，則應果斷介入或接手進行有關法律程序。《裁判官條例》第14條在承認個人有權提出私人檢控之餘，亦明確地表明「在裁判官席前審理的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中，律政司司長可介入並接手進行有關法律程序」。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等國家，其主管刑事檢控官員也獲賦同樣的權力。
黃江天：法學博士、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