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出自電影《監獄風雲》的插曲《朋友》，可能是很多朋友們聚會時的飲歌。事實上一個被限制自由的收押在囚人士，最需要是朋友的探訪。但誰才是法律上的 「朋友」？引發一場上訴至終審法院的法律爭辯。
事緣案中人開辦代客探監服務公司，在荔枝角收押所外派發傳單，指可以 「朋友」身份代客探訪候審的在囚人士，並代帶小食、香煙及代傳口訊等服務，每次收費120元。此舉被指有欺騙懲教署之嫌，被裁定串謀訛騙罪成及判社會服務令。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
控方認為 「朋友」的定義，兩者必定存有交情。案中的代客探監者與在囚者，素未謀面，兩人的短暫相見，怎可稱為 「朋友」？惟終院的判詞以法庭上的多種 「朋友」，來引證素昧平生，「不用再見」也是 「朋友」。
法官霍兆剛的判詞指 「朋友」（friend）此詞，在法庭上毫不陌生，法庭及法律上就有多種 「朋友」，例如：1）McKenzie friend，意指在法庭上協助沒有律師代表的人，這類 「朋友」不一定有專業法律資格。2）身體傷殘或沒有能力代表自己的人，由其家人或其他相關人士代表提出索償等申請，這些代表人會被叫作 「next friend」；3）法庭之友（friend of the court, or amicus curiae）意指非訴訟的任何一方的律師，在自願或是受與訟者的要求，在庭上陳辭，協助訴訟進行，以讓法官更了解爭議所在，這類 「朋友」就是 「法庭之友」；4）律師之間在庭上互稱對方時，會叫對方作 「my learned friend」。由此更延伸到，若一名在囚人士，在Facebook上結識了位 「朋友」，但又從未見面，這算不算 「朋友」呢？那麼筆友又如何？
本案主要涉及在收押所的人士，他們很多只是候審，並未正式被定罪，故探訪的規限，亦與正式監獄略為不同。而探訪這些未被定罪的在囚人士，最重要的目的，是讓他們可以與外界接觸，得到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援。
終院認為裁判官把 「朋友」定義為相識的人，內涵意太狹窄。故起碼有三類人可視之為在囚人士的 「朋友」：1）在囚者要求接見的人士，無論是在囚者要求，或間接透過親友指示往見的人；2）想探望在囚者並給予精神及物資支援的人；3）在囚者願意接見的人。就以上定義，亦可包括宗教團體或志願機構的人士。
在現實中，在收押所內候審的在囚人士，他們真正的親人或朋友，未必能常常根據收押所指定的時間前往探望，有些或因身體不適，或行動不便而無法成行，亦可能因身處外地，又或是外籍囚犯，在港沒有任何社交連繫，沒有那種有交情的 「朋友」，難道他們就沒有被探訪的權利？
案中上訴人，被描述為這些候審者的 「朋友」，難以構成訛騙，故認為本案不足以證明他們有串謀欺詐，而且控方要舉證串謀訛騙罪名，必須證明有「不誠實」的元素存在，並要考慮被告是否真誠相信那些失實陳述為他所理解的事實。懲教署設計探訪者要填寫表格裏，探訪者與在囚人士的關係一欄裏，亦只有 「親人」及 「朋友」兩項選擇，而懲教署的規例上並無定義或說明何謂 「朋友」。在此情況下，上訴人極有可能認為他們是合乎 「朋友」身份去探訪。
另外，如果這些物品無法真正供應給候審囚犯，上述囚犯的權利及探訪的目的就根本無法體現。故提供探訪服務的人，被視作在囚者的 「朋友」，亦屬恰當。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