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於2018年6月14日晚上10時在立法會三讀通過，8月31日刊憲，9月4日實施，23日正式通車，是繼1911年九廣鐵路貫通107年後，香港再一次邁入國家鐵路網絡新時代的歷史時刻。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最具歷史意義的就是《條例》主體的 「一地兩檢」，引入 「內地口岸區」的概念，界定法律適用及管轄權的劃分。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被《條例》第 6 （1）條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中國內地以內，除了 「保留事項」，即若干特定人員履行職務的事項；建築物的建設、保險和設計、維修養護標準；經營、保險及稅務；規管及監察鐵路系統安全運作外，香港法律於此區無效，但不改變香港特區區域界線。內地涉及通關的邊檢、檢驗檢疫、海關、鐵路公安、口岸綜合管理五大機構進駐香港該一塊核心區域執法，西九內地口岸區實際上存在兩種法律管轄的交叉。
自港澳落入西方殖民者之手後，成為了不受中國法律約束的特殊地區。但粵港澳地理上相連，居民習俗相同，來往頻繁，但法律差異，港澳成了盜匪策劃行動的基地及躲避緝捕的避風港。依條約，港英當局實有「交犯」的義務。如1843年10月簽訂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規定：「倘有不法華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往英國官船、貨船避匿者，一經英官查出，即應交與華官按法處治。」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第21款也強調： 「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往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查嚴拿，查明實系罪犯交出。」
但在實施過程中，廣東官方赴港提犯並不順暢。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便上奏朝廷，反映粵省捕盜困難，尤從香港提犯，最大障礙是罪犯證據提供的問題 ， 嚴 苛 的 證 據 要求，費錢又費時，且不能及時嚴懲盜 犯 。 請 求 總 理 衙 門 與 英 政 府 交涉，要求： 「似宜訂明，以後提犯應以兩廣總督公文為憑，文到即行交解。文內詳敘案由，即為確據，毋須事主、眼證到堂質訊，以省拖累而免刁難。」
話說到此，就不得不提1890年的「南澳號」（Namoa）海盜劫案。客輪 「南澳號」乃德忌利士船公司經營，由新加坡駛往汕頭、廈門及福州。船上除數名歐籍乘客、工程師、副駕駛、船長波考克（Thomas Guy Pocock）外，還有不少由加州回鄉的福建華人。該年12月3日，「南澳號」在香港水域，被海盜（全屬華人）劫持，從甲板衝入駕駛艙，近距離射殺船長及副駕駛，將乘客鎖於艙內，財物被洗劫一空。
事後港府逮捕了多名疑犯，其中五人為筲箕灣居民。因但案中證人無法辨認誰是犯案海盜，疑犯全部獲釋。不久該等疑犯，被駐守九龍城寨的 清 兵 拘 捕 ， 城 內 沿 用 《 大 清 律例》。清廷安排在城寨對開的泥灘斬首處決，特邀港府官員，包括警察司迪恩、船政司林士、華民政務司駱克、督察文尼及警長屈臣旁觀監斬。翻查1891年的立法局會議紀錄，港府致謝清廷協助嚴懲海盜。1909年港英也曾提 「提匪簡便辦法」： 「嗣後督部堂請解匪犯，無論罪案若干起，均可一併聲敘，以歸簡便。」但對案由、追捕權力仍堅持原有做法。
站在西九，回望城寨。歷史面前，沒有新鮮事。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