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說到1999年1月29日, 終審法院就 「無證兒童」案的判決，引致 「人大釋法」。律政司司長在2月12日訪京帶回來的訊息顯示，中央政府認為終審法院的有關觀點是違憲的，須予糾正。
2月24日，特區政府希以特區自身的法制去解決這個憲政危機，行了一步高度爭議的險着，以動議書（notice of motion）的形式要求法院就其1月29日的判詞中涉及對人大行為的審查權的部分作出 「澄清」（clarification）。 特區政府並非要求重審、推翻或修改判決，亦沒有指稱由於程序方面或法庭命令而引致任何不公正的情況，或與訟雙方對判決有任何爭議。其要求法院作出澄清的唯一理由，是因為一些不熟悉普通法的庭外人士對判詞有誤解，且這部分內容涉及重大及影響深遠的憲制問題。
2月26日，終院經簡短聆訊後，就其在吳嘉玲案的判詞頒布補充判詞。 「澄清」的內容為： 「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來自《基本法》。《基本法》第158（1）條說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所行使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2）及158（3）條的授權。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說過：法院執行和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基本法》並受《基本法》的條文（包括上述條文）所約束。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需要以此為依歸。我等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終究1月29日判詞引發的所謂 「憲政危機」並非源於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或其他政治事件，而是源於終院在其判詞中提出的法律觀點，故此，這肯定不存在中央向特區司法機關施壓的問題，而只是中央與香港終院在法律觀點上的誤解或衝突問題。
「憲政危機」的中心，是判詞中有關香港法院就人大行為的審查權部分的法律論點。中央認為這些法律論點是錯誤和不能接受，因這些論點具重大的憲政問題，又涉及特區司法權力和全國性立法權力之間的關係。要化解或消除誤會，就需要 「解鈴還須繫鈴人」的 「澄清」。 人大釋法後，案件仍陸續有來。6月11日，終院在「劉港榕案」的裁決中，明確指出《基本法》是 「全國性法律（national law）」，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及《基本法》第158條有權解釋《基本法》，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是 「全面的權力」（general power），常委會根據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權力是源自《憲法》第67（4）條，而這項權力是 「全面而不受限制的」（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至此，釋法已透過此案成了香港案例，亦即是香港普通法的一部分了。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