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壁堅:教師質素該如何把關(三)

上兩篇文章談及有關香港教師註冊制度及質素保證的問題,現希望談談筆者認為教育局所應擔當的角色。 正如早前所言,對於某人是否適合擔任教師,基本上是由大學把關,教育局並沒顯著的角色。尤其是教師是一項對人的事業,涉及教學、行政、訓輔、德育各方面的發展,教育局應否在此有主導角色,協調各大學與有關當局制訂有關教師質素的標準?另一方面,既然各大學在教授教育文憑課程時會有內容上的差異,教育局是否應該制訂更清晰的指引,規範各大學教育文憑的課程內容,務求所有準教師在投身教育界之前,會有相對一致的裝備? 更重要的一點,是教師的持續進修問題。現時教育局規定一名教師於三年內需有不少於150小時的進修時數(CPD),這在不同的專業範疇裏均有相應的規範。不過,每名教師相關時數的資料只需學校存檔,並不需上報教育局;而且,如果一名教師沒有完成150小時的持續進修的話,基本上沒有任何後果,可以如常維持教師註冊,頂多也只是被學校問話而已。 這與其他專業範疇不同,以執業律師為例,如果他並不能滿足CPD的條件,他的practice certificate 將 會 被 暫停,直至完成所需的CPD為止。筆者認為,教師行業也應向其他專業範疇看齊,尤其是教育理念與政策不斷地更新,若想教師行業也愈趨專業化,這種改變是必須的。 吳壁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童暉:古天樂救得了樂壇

影星古天樂歌藝未獲認同,卻獲得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獎,無疑是一種挖苦。有人說,古天樂拿了這個獎,是對樂壇的一種傷害,因為令真正默默耕耘的歌手錯失了獎項。一個不應該拿獎的人拿了獎,也令頒獎禮失去了公信力,破壞了樂壇的生態。 古天樂的回應是,準備搞一個新的音樂獎,如同台灣金曲獎,兼顧主流音樂與獨立音樂,並將注意力放在幕後音樂人身上,例如錄音師、混音師。這可說是一個好點子,起碼是經過研究,有針對性,不是有心人未必想得到這麼做。不過,如果樂壇繼續是一潭死水,缺乏士氣、沒有明星,頒獎禮所起到的作用畢竟有限。 筆者認為,如果要對樂壇有所貢獻,古天樂何妨再落力一點,搞搞新意思,積極練歌,再闖樂壇,讓人看到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其實古天樂從前確曾在樂壇闖過,只是中途退去。有人說他跳舞不濟,難免挫傷了他的信心。然而,王菲也不怎麼跳舞,只要勤練歌藝,建立自己的風格,或許可闖出一條路來。古天樂喜歡唱歌,也確有音樂作品,差的只是再加把勁。他已有名有利,若再圓歌壇夢想,不但可讓人看到他是名實相副的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也可成就一個激勵人心的傳奇。這樣,就真的可以壯大香港樂壇,乃至於救了香港樂壇。 童暉:學研社成員

黃江天:「解鈴還須繫鈴人」—終審法院的「澄清」

上期說到1999年1月29日, 終審法院就 「無證兒童」案的判決,引致 「人大釋法」。律政司司長在2月12日訪京帶回來的訊息顯示,中央政府認為終審法院的有關觀點是違憲的,須予糾正。 2月24日,特區政府希以特區自身的法制去解決這個憲政危機,行了一步高度爭議的險着,以動議書(notice of motion)的形式要求法院就其1月29日的判詞中涉及對人大行為的審查權的部分作出 「澄清」(clarification)。 特區政府並非要求重審、推翻或修改判決,亦沒有指稱由於程序方面或法庭命令而引致任何不公正的情況,或與訟雙方對判決有任何爭議。其要求法院作出澄清的唯一理由,是因為一些不熟悉普通法的庭外人士對判詞有誤解,且這部分內容涉及重大及影響深遠的憲制問題。 2月26日,終院經簡短聆訊後,就其在吳嘉玲案的判詞頒布補充判詞。 「澄清」的內容為: 「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來自《基本法》。《基本法》第158(1)條說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所行使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2)及158(3)條的授權。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說過:法院執行和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基本法》並受《基本法》的條文(包括上述條文)所約束。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需要以此為依歸。我等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終究1月29日判詞引發的所謂 「憲政危機」並非源於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或其他政治事件,而是源於終院在其判詞中提出的法律觀點,故此,這肯定不存在中央向特區司法機關施壓的問題,而只是中央與香港終院在法律觀點上的誤解或衝突問題。 「憲政危機」的中心,是判詞中有關香港法院就人大行為的審查權部分的法律論點。中央認為這些法律論點是錯誤和不能接受,因這些論點具重大的憲政問題,又涉及特區司法權力和全國性立法權力之間的關係。要化解或消除誤會,就需要 「解鈴還須繫鈴人」的 「澄清」。 人大釋法後,案件仍陸續有來。6月11日,終院在「劉港榕案」的裁決中,明確指出《基本法》是 「全國性法律(national law)」,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及《基本法》第158條有權解釋《基本法》,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是 「全面的權力」(general power),常委會根據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權力是源自《憲法》第67(4)條,而這項權力是 「全面而不受限制的」(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至此,釋法已透過此案成了香港案例,亦即是香港普通法的一部分了。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

朱家健:注意學童書包重量

近日到了學校區,看到學童上下課均背負沉重的書包,部分學童更要手持另一個盛載課本和水壺的布袋,可見除了功課壓力外,課本的重量可算是對學童的體力負荷百上加斤。以筆者所見,部分學童背負書包的姿勢不太正確,影響脊骨發育健康和步姿。 其實,校方和家長可以每人行一小步,減輕學童的書包重量。家長方面,可以為學童購買合適並具承托力的書包或有滑輪的手推車型「書包」,在上學前調整書包的索帶,並教曉學童背書包的正確姿勢,家長在上學途中也可先行代學童攜帶部分課本,以減輕書包的負荷。 校方方面,可以不定期在一些健康課堂邀請脊醫或物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士講解正確的背負重物、取物、蹲地拾物姿勢,校方也可為每名學童設置一個可放置較多書本的儲物櫃,校方在選定教材時,也可建議出版商以活頁方式印製單元教材及多以電子課本取代傳統教科書;此外,校方亦可盡量在編排課堂時,部分課堂以連續兩堂或三堂,老師可叮囑學生只攜帶有需要的課本,以減少每天學童每天攜帶不同學科課本的數量。 其實,學童對知識的汲取,並不取決於課本的數量,反而,一個適重量的書包亦有助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心境開朗輕鬆,學習自然事半功倍。 朱家健: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

蔡梓銘:針尖上的藝術 術以至精至微

《類經》: 「針石之道……蓋言其至精至微也。」不諳中醫的人,常常會驚嘆一根銀針的神奇。而臨床上,尤其是痛症,只要診斷辨證準確,常常是針入病除。那麼究竟針灸起效的奧秘是什麼? 可以想像人體是一個網狀網絡,一條條大馬路通向的當然是上下臟腑、四肢百骸,從內到外一切人體的有機系統。如果這馬路朝令夕改的話,那肯定要造成交通大混亂。因此我們人體必然存在着一個有條不紊的交通系統。我們的前賢先聖就是發現了這系統,並將之稱為 「經絡」。在人體中,有些經絡的方向是從上往下降,有些則是從下往上升;有些從內向外,有些則是從外往內。因此,只要診斷準確,知道目前的病理狀況,在脈象中氣血的分布是多是少、孰多孰少,再透過針尖在經絡上作不同方向的導引,而讓氣血回歸平衡,人即安康。 想起去年有一位女士來診,她是突發性的腰痛。雖然痛得寸步難行,但既怕藥苦,也怕針灸。遇上這種病人,也頗令人頭痛。本來想着可以用推拿手法調治,但這病人又比較矜持,推搪問說推拿會否很痛?無計可施之下,我打過脈後,知道腰部氣血不足,就執意針上了她左手的 「手三里」一穴。結果腰痛即時緩解,也建立起信任,最後她才高興地帶上幾劑善後的中藥回家了。中醫針灸的道理也就這麼簡單,醫患互信,而療效益彰。 蔡梓銘:香港中醫學會理事兼慈善基金會秘書長、世界中醫聯合會生殖醫學理事

何啟明:法例零監管 找換店匯款儼如吸錢黑洞

找換店成行成市,特別在旅遊旺區,可謂 「總有一間喺附近」。市民通常透過找換店進行貨幣兌換服務或匯款服務,他們多以特快匯款、特高匯率、免匯費等字句作招徠,看似方便可靠,但原來背後暗藏陷阱,分分鐘如黑洞般吸走小市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 筆者早前收到市民的求助個案,事主居於內地的家人於去年10月初急需30萬元買樓,到深水埗一間擁有多間分店的找換店匯款到內地,店外更貼有 「香港海關」字樣,故不虞有詐,立即匯款人民幣予家人之戶口。未幾,該舖聲稱找換店的內地戶口遭凍結,無法匯款,款項就不翼而飛,多番追討不果。對於收入微薄的小市民來說,這簡直是噩耗。 現時,本港的找換店需做商業登記、向海關申請《金錢服務業營者牌照》,方可開業。然而可笑的是,根據海關的金錢服務業監理科表示:按該條例發出的牌照不能確保其服務和經營,僅以《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所發而已。換句話說,政府只負責發牌,但無法作出監管。本案事主曾七度報警、向消委會、海關求助各一次,只可惜通通石沉大海,追索無門。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已不是新鮮事,即使此類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亦視若無睹。試想一下,當你無故被騙去上十萬資產,到處求助時,政府仍採取 「嘆慢板」的態度,實叫人憤怒。 海關作為發牌機構,竟沒有清晰的條例監管,導致出現法例上的漏洞,而未能保障交易安全。筆者認為,短期內應成立相關部門或小組,處理有關找換店匯款事件,並加強跨部門調查;同時海關應堵塞現存法例的漏洞,及早修例,擴闊保障範圍,以避免再有港人因此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 近年,香港與內地的商業交易漸趨頻繁,比如在大灣區經商或置業,少不免需要在香港匯款周轉。銀行一般手續費高昂,匯款時間較長,當需要應急時,第一時間當然會選擇持牌找換店。沒想到香港合法經營的找換店,在內地竟被視為地下錢莊,匯款需要承受被公安凍結戶口的風險。在今次的個案中,不正當商人更以被凍結戶口為藉口,侵吞顧客金錢。 找換店風波愈演愈大,如政府不痛定思痛,着實修改法例監管,任由某些不正當的找換店繼續經營,只會是劣幣驅逐良幣,最後受苦的終究是香港人。 何啟明:立法會議員  

吳壁堅:教師質素該如何把關(二)

前一篇文章曾討論香港教師的註冊制度由教育局把關,但卻沒有統一的註冊標準,不少人對此滿有疑問。筆者嘗試簡單再說明一下。 如果一位人士希望成為香港註冊教師,一般需要滿足幾項條件。首先,必須為大學本科畢業;其次需修讀相關的教育文憑並且合格畢業,而該課程由幾間大學的教育學院負責;再者,教育局會考慮該人士是否曾干犯刑事罪行。如果能滿足上述的條件,就能成為檢定教員(Registered Teacher),即擁有所謂的教師資格。 所以,註冊教師制度是個十分寬鬆制度,基本上不需任何考核制度,只要擁有上述相關的資格就可。可能有人會說,修讀教育文憑不就是把關嗎?但是,各院校所開設的教育文憑課程,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教育局只規範每個課程必須有若干元素,例如要有學科教學指導(Subject Teaching)、教育心理學、實習時數等,但每所院校所教授的同類課程,知識差異可以是很大的,教育局對此並沒有任何規範。 這就衍生一個重要的課題:原來教育局在註冊教師時,並沒有任何話事權,因為一個準教師能否修讀,以及修畢教育文憑,主導權完全在各大院校,並由各大院校決定一個人是否適合當一名教師。另一方面,香港並沒有法定的教師公會,像大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等,單靠各大院校的把關,教師質素能否確保,頓成疑問。 吳壁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童暉:改革開放須重文化藝術

剛過去的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各方舉辦不少紀念活動,盛讚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而對未來的展望,也集中於創新科技和經濟發展,卻鮮有觸及文化藝術層面。 無可否認,改革開放令中國在短短40年間強起來,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中國人是否就真的站起來,足以顧盼自豪呢?事實上,中國人仍活在百年屈辱的陰影之下,有被歧視的擔憂。而西方對中國,也依然戴着有色眼鏡。好像先前D&G的風波,就是上述種種的反映。中國的確要發展創新科技和經濟,但若只停留在這個層面,只會予人財大氣粗的感覺,難以站起來。 談到中國,人們仍然免不了鄙陋的印象,就連豐富的中式餐飲,也是廉價低級的代名詞,相比起來,日式餐飲卻顯得高級許多,以致反映在價格方面,也不下於西式餐飲。再想想,在時裝設計方面,日本有三宅一生、山本耀司等殿堂級大師,在西方吹起一陣東洋風,中國又有哪些足以媲美的大師? 同是東亞國家,為什麼日本能如此不同呢?即便是港人,也仰慕日本文化。這實在值得中國深思。日本人愛重文化,講究工藝,都是大環境塑造出來的。中國在未來發展的大方向上,也應重視文化、藝術,以及人文精神的培養,這樣,才能造就嶄新的國家面貌,達到真正的中華復興。 童暉:學研社成員

黃江天:「無證兒童」案—打開了「人大釋法」的天窗

居留權案,又稱 「無證兒童」案。該案核心是關於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在基本法實施以後法律地位的爭議。 自1980年10月23日,港英政府實施即捕即解政策,身份上便產生了 「香港居民」與 「非香港居民」。回歸前,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子女,須向公安機關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 「單程證」),才可獲准來港定居。 「居留權」一詞最先見於中英聯合聲明,並於1987年7月1日納入為香港的法律辭彙。《基本法》第24條第1段,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設立了定義,包括:在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在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以上兩項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除了字句上的調動外,定義與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內容相同。 1996年香港特區籌委會通過了《關於實施〈香港 基本法〉第24(2)的意見》,臨立會在修訂《入境條例(第2號)》時採納了這意見,並規定父母雙方,僅有父親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婚生子女不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修訂從1997年7月1日起生效。1997年7月9日,臨立會緊急通過《入境條例(第3號)修訂》,確立 「居權證與單程證掛鈎」制度,並使該修訂具有溯及力,提前於1997年7月1日生效。 終審法院第13號案的上訴人為陳錦雅及另外80人,部分持雙程證,部分未經關卡入境,共同點是出生時父母雙方都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在來港時父母至少有一方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14號案的上訴人為吳嘉玲和吳丹丹兩姐妹,她們分別出生於1987年和1989年。其父1976年來港,在她們出生時,已在港連續居住超過七年。姐妹倆於1997年7月1日偷渡來港。 19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五位法官:李國能,列顯倫,沈澄,包致金,梅師賢,判決基本法第24條賦予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限制的居留權。因此,入境條例中, 「居權證與單程證掛鈎」的規定違憲。政府估計若依判決,內地人單靠申請居權證就可來港定居,會為本港帶來無法承受的人口壓力。 1999年5月20日,行政長官董建華根據《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2),就執行基本法所遇問題,向中央政府報告,提請協助,建議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對基本法第22(4)條、第24(2)的立法原意作出解釋。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根據第22(4),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包括第24(2)第(3)項所指的人,不論以何種事由要求進入香港特區,均須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向其所在地區的有關機關申請辦理批准手續,並須持有有關機關製發的有效證件方能進入香港特區。有關人士要或為第24(2)第(3)項所指的永久性居民,在其出生時,其父母雙方或一方必須是第24(2)第(1)項或第24(2)第(2)項所指的永久性居民。 誰又何曾料到,回歸未及二年, 「人大釋法」的天窗便被打開了。從此,香港司法界進入多事之秋。 黃江天:法學博士、仲裁員、調解員、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專家

江定暢:不論政治 只論爵士

最近看了三場小型音樂會,音樂會的演奏者共同點是都是本地年輕人,有些演奏者還在讀書,他們在演奏當中會講解自己的音樂世界,都與他們看待世界的觀點相似。最難忘就是月底看的爵士音隊-P.M.V trio是一隊由三個年輕人組成的樂隊,他們迷醉於1940年代的Bebop ( 咆勃爵士樂) 尤其是先鋒者Charlie Parker。所以他們一齊去洛杉磯訪尋大師學藝進修。其中一個樂手分享,因為這一場進修,他用盡了自己所有錢,戶口只剩幾千蚊。為了一個理想的執著,願意放棄很多事情,這是年輕人應有的衝勁。 他用很簡單的比喻來解釋爵士樂,就像我們熟悉的香港音樂,Beyond的「光輝歲月」、「海闊天空」,太極樂隊的「紅色跑車」等等,那是屬於80年代香港本土音樂的文化。爵士音樂也是一樣,是屬於非裔美國人的一種文化,一種流派。 這幾場與音樂有關的饗宴,對於我來說,是對香港年輕人的一個重新認識。以往我們從電視框看到很多年輕人的報道都是與政治有關,什麼街頭抗爭、什麼被DQ,還有組黨等等,其實還有很多默默耕耘為自己理想及理念拚搏的一群。今年採訪過從藝人改行做生意的女生們,從事刺繡的大隻佬。請大家都看看這些不是只站在道德高位、談論政治的年輕人,而是草木之人才是大多數。 江定暢:報刊編輯、精油護膚品DIY達人、品牌創辦人